當事情發生得太快，沒有人能確信任何事，完全不能，甚至無法確信自己。——米蘭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，《緩慢》（Slowness）
如果我們被讓滴答作響的時鐘暴政給控制，會發生什麼事？英國的無政府主義組織者妮可·渥斯柏（Nicole Vosper） 在她的自傳部落格「時鐘作為枷鎖」（Clock as Lock）中，探討時間與生產力的關係。妮可描述，執迷於工作與規劃，是如何讓她行走於暗路之中。身為從事組織工作的運動人士，她的自我價值取決於她是何等的選戰機器。但她不是為了積攢財物而工作，而是受到工作等於價值的信仰所驅使。她執迷於不想浪費任何時間，因此沒辦法得到充分的休息。如果有人開會遲到，她便會生氣。她越是努力工作，越是對別人造成的妨礙感到挫折。
我們與時間的交易關係究竟從何而來？以往農業文化順應自然的節奏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但電力的發明和工業革命的到來，改變了我們的工作型態。生產力不再侷限於白晝和自然世界，時間成為用來生產財富的資源。
死板的時間觀，限縮了對工作的想像
十九世紀期間鐵路的引進，立下了時間的結構和一致性，並帶來時刻表。時間被量化，人們開始計時工作。 涉及工作場所的時間概念變得嚴格和缺乏彈性，時鐘的功用就像一把鎖，與工廠牆壁的空間限制相結合。 如今許多受制於辦公室的知識工作者處境並沒有更好，他們在辦公桌前吃午餐、遲遲下班，為了保持領先而不請他們有權休的假。
我們與時間的關係由擁有時間的人來決定。當我們為之工作的組織掌控了我們的時間，它就變成代理與控制的問題。於是時間不再是我們自己的，而是被預訂的。我們成為受截止期限、行事曆和待辦事項清單支配的對象。 「我們開會一個小時。」而不是「我們花費所需的時間開會來解決這個問題。」我們所達成的工作量是由時間來定義，而非需要完成的事情。 然而，某些類型的工作，例如建立關係、合作和創新，無法倉促行事。
以時鐘為鎖的概念也存在於我們的休閒活動。我們可以在高速旅遊團的習慣中看見它：參觀羅浮宮一個小時，大家衝去看《蒙娜麗莎》，而不是體驗周遭藝術品所形成的氛圍。「我們有十天時間來『處理』歐洲」是可怕的想法。由於倉促完事，我們榨光了自動自發以及讓經驗滿溢的可能性。我們看見風景，但無法讓這地方感染和改變我們。
作者按（史蒂文）：當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，我們注意到截稿期限不斷逼近，為了準時交稿，我們得比預期更加專心寫作。其中一個反應是製作時程表和增加產量。
緊接著，我呆住了。我覺得我不能更快了，還感覺被任務的龐大和需要做的事情給淹沒。需要更快這個想法讓我停下來。說來矛盾，我對這件事的部分認識是， 如果我要更快，我必須慢下來。我決定度幾天假，找到從我自己的能量衍生出的寫作節奏，而不是每天寫出固定數量的文字。這樣慢下來的結果是，我反而比以前更有生產力。 我們如何能更快達成目標，而不會因為必須快速而出軌？
本文節錄自遠流《不費力的力量：順勢而為的管理藝術》一書，作者為黛安娜·雷納、史蒂文·杜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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